《水浒》中王伦形象从哪里来?

  施耐庵先生《水浒》中,就梁山人物有名姓者写110 人。其中两人最后不见于石碣,那就是梁山第一任大头领王伦和第二任大头领晁盖。
  王伦是个不第秀才,因东京考试落第,没奈何走上梁山的。此人在全书里笔墨不多,仅出过两场,一次是豹子头林冲逼上梁山;一次是晁盖等7 人劫生辰纲后投奔梁山。两次上山虽不同时,但两次上山都点出了王伦的缺德、少才、无智,而又处处妄大自矜,妒贤嫉能。
  从此,王伦形象就成为心地狭隘的形象符号,成为落第秀才、小人得志的写照。
  萨孟武认为,“王伦因落第而竟落草,这可视为‘穷则发奋’的证据。然而秀才配做甚么事?所以得到梁山泊之后,就心满意足,只求保守,不求进取,连一个林冲还不敢收留,哪里配收罗天下英才,出来逐鹿中原。这可视为‘舒则苟安’的证据“(《水浒与中国社会》,岳麓书社1987年11月)。有诗为证:“独据梁山志可羞,嫉贤傲士少宽柔;只将寨主为身有,却把群英作寇仇”(汪远平《水浒拾趣》,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12月)。梁山泊必须摒弃王伦这样的小人,结束王伦独霸梁山时代,它才能兴旺发达、四海归心。人们都认为施耐庵把王伦这个角色写活了,这是一个极为成功、完臻的形象。这一形象有无借鉴和依据呢?
  有人认为,施耐庵把王伦作为梁山的人物是有来由的。华山说:“我认为这可能就是暗射庆历中王伦一伙的起义军首领”(《宋史论集》齐鲁书社1982年11月)。
  《宋史》中是确有王伦其人其事的。
  “庆历三年(1043年)五月,虎翼率王伦叛于沂州(山东临沂)。七月乙酉,获王伦”(《仁宗纪》)。据欧阳修说,这次暴动还是有声势的,“近闻沂州军贼王伦等杀却忠佐朱进,打劫沂、密(山东诸城)、海(江苏海州)、扬(江苏扬州)、泗(安徽盱眙北)、楚(江苏淮安)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无人,比至高邮军,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圣捷指挥’字号,其王伦乃衣黄衫,据其所为,岂是常贼?”(《欧阳文忠公集》卷九八)“昨王伦暴起京东,转攻淮甸,横行千里,旁若无人。既于处处无兵,须自京师发卒。”(同上,卷一百)
  这个王伦,起事于山东,人员也不过二三百人,可是他的一大特点就是穿黄衫等犯禁物,而且提出“天降圣捷指挥”,是彻头彻尾反叛宋王朝的好汉。因为施耐庵是极其鄙视小兵王伦其人其事的:他不能“替天行道”,像
  宋江那样一心为了“招安”。施耐庵把仁宗年间造反的小兵王伦借用为他小说中的和林冲、晁盖唱对台戏的角色,“或许因为他是个聚众起义的首领,与宋江、晁盖有些相象,所以《水浒传》作者不管年代先后,也把他扯进了梁山泊去了”。(何心《水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 月)而他更深沉的用意,是因为小兵出身的王伦“在封建正统观是非伦理的丑角。施耐庵将此名移植于梁山,并冠以唐人传奇所贬的妖精绰号‘白衣秀士’,可见他对触犯甚至反对朝廷的是没有好感的。”(珠马《〈水浒〉否定王伦,其实是否定农民革命》,《社会科学报》1992年8 月6 日)
  看来,施耐庵是很讨厌“王伦”这个名字的。有人根据王伦起义的全部史料,认为“王伦起义前于宋江,活动地区大略相同,起义经过两者亦极相似。这便是《水浒》作者所以把王伦送上梁山泊的可能理由”(华山《宋史论集》)。但也有人认为,此王伦起义时间短促,参予者亦仅几百人,把他塑造为梁山泊的王伦,是有可能;但那个“南北宋之间,另有一个王伦,做过宋朝和金邦的议和专使,《宋史》有传,这个与《水浒传》中的白衣秀士王伦似乎更无关系了”(何心《水浒研究》)。但也有人认为,施耐庵“是别有匠心的。在他写作前,见于本本,宋朝就出现过两个王伦,一个是胡铨上奏请斩的王伦;此人乃东京无赖,靠三次使金,成为官场红人。虽非强盗,但却为宋元正人君子视为奸佞者”(珠马《〈水浒〉否定王伦,其实是否定农民革命》)。由此看来,施耐庵鉴于人们厌恶“王伦”这个名字,就采用形象思维中的王伦了。
  《水浒》是否以历史上实有其人的王伦,作为书中心肠狭隘的特有符号,还待于进一步认识。
  (盛巽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