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记》作者是否孔门弟子?

  《学记》是我国古代第一本教育专著,它总结和概括了先秦儒家的教育经验和理论,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一些重要的教育理论问题,如教育的作用、目的、教育制度、教育和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教师等。2000多年前《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教学相长”等名言,至今仍脍炙人口。
  《学记》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记》一书究为何人所著,历来说法不一。因此,《学记》的作者自然也众说纷坛。但在历史上主要是两说。一说认为是孔门弟子所作;另一说则以为是汉儒所记。持前说者如唐代的孔颖达,他在《礼记正义序》中说“《礼记》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礼残阙,无复能明。……至孔子殁后,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北宋程颢虽认为《礼记》杂出于汉儒,但仍说其中如《乐记》、《学记》、《大学》等,出于孔门弟子“无可议者”。(转引自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九)
  持后说者如清代陆奎勋,认为《学记》继《王制》而作,为汉儒所记。理由呢?他说《学记》记述“家塾、党庠、术序、国学,与《周礼》闾胥、党正、州长、乡大夫之职略同,而云‘古之教者’,明其为汉记也”。(转引自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卷六十七)后来的俞正燮也说《王制》、《学记》是“汉人所造”。(《癸巳存稿》卷二)
  上述历史上关于《学记》作者的两种主要分歧,影响了后来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学记》为孔门弟子所作,然而孔门弟子甚多,依《韩非子。显学》篇说,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学记》究竟为哪一派的作品呢?
  冯友兰认为《学记》为荀学。他在1930年撰文《“大学”为荀学说》,指出荀子为战国末年儒家大师,后来儒者,多出其门。“《大戴记》中直抄《荀子。劝学》篇,《小戴记》中之《学记》,亦自荀子之观点以言学。”
  他还说《学记》中“强立而不反”,就是《荀子。不苟》篇中“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的意思,是“主张性恶之说”。以此为依据,论证《学记》为荀学。(《原载《燕京学报》第7 期。后收入《古史辨》第4 册。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郭沫若不赞同这种意见。他在《儒家八派的批判》一文中指出,“强立而不反”即《洪范》所谓“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中庸》所谓“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也即《盂子》所谓“强恕而行”或“中道而立,能者从之”。行是前进,也就是“不反”。所以“强立而不反”一语不一定要性恶说才能适用。冯友兰依此而“把《学记》认为荀学,依然是大有距离的”。(《沫若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学记》不属荀学,郭沫若认为应是孟学。他说《学记》对于教育与学习是主张自发的,言“道(导)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和孟子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在精神上是完全合拍的。他还说《学记》言“大学之道”,与《大学》互为表里。《大学》是孟学,而且是乐正氏之儒的典籍。因此,他认为《学记》“是乐正氏所作”。(同上书)郭沫若这个见解,在学术界较有影响,不少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或者作了介绍,或者直接引用。高时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学记评注》中,还进一步作了具体阐发。他说《学记》的作者是思孟学派的乐正克,这是因为,第一,乐正克是孟轲的得意门生,受孟轲思想熏陶较深。第二,乐正氏亦师承曾参。
  第三,乐正本是学官,学官后裔论教育,有其家学渊源。
  和上述学者认为《学记》是孔门弟子作品的见解不同,杜通明或许受清代陆奎勋等的影响,认为《学记》作者是汉儒董仲舒。他在《学记考释》中指出,《学记》中的文字,与董仲舒《春秋繁露》及《对贤良策》中的文体、语句颇多类似之处。如《学记》中常引用古书而加以结论说,“此之谓也”,“其此之谓乎”,而《春秋繁露》中亦多采用同样的语句。他还认为董仲舒的思想和主张,亦往往与《学记》中所载有相互发明之处。如《学记》主张“化民成俗”,董仲舒对策中也有“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化民”;《学记》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董仲舒则说“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学记》中特别强调“继志”、“务本”,董仲舒也主张“重志”、“重本”。(转引自顾树森《学记今译》)
  由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于我国古代第一本教育专著《学记》的作者究竟是谁,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和研究。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至今仍没有获得一个为学术界所满意的定论。因而,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学记》“作者的确切姓名和创作年代,尚待进一步考证”。(《中国古今教育家》,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金林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