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唱妇随,其乐融融——张友鸾与崔伯萍


 
  1926年正月初十,著名报人张友鸾与崔伯萍结婚时,周作人送了一幅喜联:“一个是文章魁首,一个是仕女班头。”这幅喜联引用了《西厢记》的唱词,吸引了很多宾客的注目。其实,在张友鸾结婚前,朋友们中就以“张郎”和“崔娘”的称呼,同他开玩笑。这是因为这对恋人的姓氏恰巧与《西厢记》中的张生和崔莺莺暗合;再就是张友鸾在办报之余,喜爱古典文学研究与考证,他的第一部研究著作就是《“西厢记”批评与考证》。有了这些因素,难怪朋友们拿他们开心了。

  张友鸾比崔伯萍年幼一岁,可巧的是他们是在同一月同一天出生的。他们都在安庆城里长大,也都在安庆城里读中学,只是没有机会相识。1922年夏天,他们都考进北平平民大学,成了安徽来的同窗,很快就相识了。1925年大学毕业后,张友鸾受聘到成舍我办的《世界日报》当编辑,而崔伯萍则回家乡教中学。他们分别后比同窗读书时更为思念,经常书信往还,互赠诗文,寄托情思。这对恋人终于在1926年结为秦晋之好,从此他们成为事业上的伴侣。

  1929年张友鸾在南京创办《新民报》时,一度经费拮据,四川军阀刘湘闻讯派人表示可以出资支持,但张友鸾不乐意仰人鼻息地办报,予以拒绝。夫人崔伯萍为了支持他的事业,变卖了自己的金银首饰,帮助他渡过难关。在南京,仅仅26岁的崔伯萍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全力承担起家务。无论张友鸾早出或是晚归,夫人都为他安排好菜饭,即使是粗茶淡饭,也尽力让他吃好,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对此,张友鸾也是心存感激的。正是因为崔伯萍的细心照顾,才使得张友鸾在繁忙的办报之余,有精力涉猎他喜欢的古典文学研究。因此在他的《汤显祖及其“牡丹亭”》出版时,他特意题写了“送给妻萍”,留给妻子作为纪念。

  崔伯萍也是很有才华的。张友鸾的一些报界朋友经常聚在一起玩“诗牌”,每牌一个字,拼凑成诗。这样的打诗牌,没有诗词的功底是不敢介入的。有一次人手不够,崔伯萍被邀请入席。当一位牌友出得诗句“高楼堪小住,旧梦忆炉青”时,下面就轮到崔伯萍了。她略微沉吟了一下得出诗句是“纤手临春水,影惊池底鱼”。她的诗句,惊动四座,大家拍手称赞。这恐怕与他们夫妇都喜欢古典诗词有关,闲暇时友鸾吹箫,伯萍吟唱,妇唱夫随,其乐融融,为他们拮据而紧张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反右期间,张友鸾出于真心实意地相应党的鸣放号召,给上级领导提了点意见,就被打入“另册”。对此,夫妻二人从不怨天尤人,也不悲观,而是处变不惊,顺其自然,仍然相濡以沫地面对命运的惩罚。闲暇时老夫妻还经常逛逛琉璃厂旧书市或天桥市场。“文革”之初,他们被扫地出门,安置他们到西四胡同的两间西厢房存身。当时张友鸾疾病在身,他还与妻子开完笑说:“我们这是回到了‘西厢’呀!”尽管居住环境很艰苦,还要每天去扫街,可是在“文革”宣告结束时,他还拿出一部《古佛经寓言》,交给出版社。这对恩爱的夫妻,在人生逆境中相濡以沫,相依为命,休戚与共,互相成为生存的依赖,直到年近九秩时才相继辞别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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