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报刊热情评论京剧《红灯记》

(1965.06.03)

三月中旬以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报刊连续发表大量评论文章,热烈赞扬中国京剧院改编的《红灯记》及其演出。《解放日报》在三月十六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这出戏经过一再修改加工,愈趋完整,愈显光彩。戏的主题思想鲜明突出,英雄人物形象高大丰满,唱、做、念、打无不体现京剧的特色,整个演出过程中,自始至终洋溢着火热的革命激情。”并且说,“一出京剧《红灯记》,以高标准的无产阶级革命艺术,以铁的事实表明:京剧这个古老的剧种,不但可以表现现代革命斗争生活,而且可以表现得如此之好。这就使拥护京剧革命的广大观众更加欢欣鼓舞;使怀疑京剧革命的人们改变态度,赞成改革;使国内外反对京剧革命的谬论又一次遭到迎头痛击。”

许多评论文章指出,《红灯记》的改编、修改和演出的成功,正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京剧艺苑中的开花和结果,是党的领导、专业工作者和群众三结合在艺术实践中的光辉胜利。这些文章还具体地谈到了有关英雄人物的塑造以及表演艺术和音乐唱腔的革新。

革命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

《文汇报》发表的《政治是艺术创作的灵魂》(徐景贤作)一文认为“《红灯记》的成功经验之一首先是政治挂帅落实到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去。”它“把英雄人物一家三代摆到舞台的中心地位,使他们站在矛盾斗争的主导方面,决定着矛盾发展的方向。……剧本把英雄人物的主从关系安排得十分明确,当反面人物如鸠山等出现的时候,他们始终处于一个陪衬和烘托的地位,目的也正是为了突现英雄人物的崇高和伟大”。“毫不动摇地把英雄人物推置到舞台的中心,决不让反面人物喧宾夺主,这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文章认为“在《红灯记》的三代英雄人物当中,作者又把最主要的笔墨集中在李玉和身上。这也反映了改编工作中的政治观点。因为李玉和是共产党员、党的地下工作者、革命工人的典型,是这个革命家庭的‘脊梁骨’,围绕着他,奶奶的坚贞不屈和铁梅的决心接班才有了更充实的内容。”如果剧本要为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立传,那末首先就应当着力地塑造这样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英雄人物,尽量突出他的作用,才能赋予剧本更高的思想意义。

《文汇报》的《在艺术实践中有破有立》(卫明作)一文认为:“京剧《红灯记》的改编,在塑造理想化的英雄人物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红灯记》里的李玉和,按照原先的描写,虽然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坚强不屈,可是他的目标似乎仅仅限于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斗争,看不到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所应具有的更远大的革命理想。在最初的改编本里,没有强调李玉和喜欢饮酒,在刑场上他也没有作孝子状,而是他由于没有能更多地为革命做工作而感到遗憾,表现了至死不屈、蔑视敌人的英雄气概。这就比原先的描写提高了。”“在京剧改编本里,李玉和不仅是一个坚强的民族志士,更是一个具有远大理想的共产党员,他的奋斗目标决不仅仅是要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去,他唱道:‘但等那,风雨过,百花吐艳,新中国,似朝阳,光照人间。那时候,全中国,红旗插遍……’这样,就把李玉和的思想境界升华得更高,人物形象也就更见高大,他对铁梅的教育,意义就更为深远,也就更能使观众受到感动和鼓舞。”最后,卫明认为“正是剧中人所具有的革命理想和顽强斗争、不惜牺牲的崇高风格感动了我们。”

《向京剧〈红灯记〉学习》(陶雄、唐真合写)认为:“《红灯记》所写的本是中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但剧本通过具体情节显示出来的不仅是民族矛盾,其中始终贯串着的是一根阶级斗争的红线。”剧本把祖孙三代的反帝斗争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传统之间内在地联系起来了。例如第五场李奶奶所说的革命家史,“实质上也就是经过浓缩了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史”。又如李玉和赴宴斗鸠山,剧本表现了“鸠山不仅是民族敌人,也是阶级敌人;而李玉和不仅是民族战士,也是阶级战士。这就使李玉和和敌人之间的斗争,具有了更深刻的革命意义,也更符合于历史的真实。”

当然,这个戏有的地方也还可以改得更好一些。《解放日报》的《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结合》(黄佐临作)中指出第八场的“刑场斗争”中,“人物的精神世界还可以作更深的发掘,人物斗争的主动性还可以更进一步加强”等等。

传统的批判继承和表演艺术的革新

许多文章指出京剧《红灯记》艺术上获得成功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在于从舞台实践中解决了京剧传统形式与现代生活之间的矛盾。《向京剧〈红灯记〉学习》一文中说:“从《红灯记》的演出看来,当现代生活搬上京剧舞台后,的确使某些传统的表现手法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这不但是自报家门没有了,虚拟动作没有了,原来的韵白没有了,连各行当的程式动作也起了巨大的变化。但另一方面《红灯记》又的确具有鲜明的京剧特色,观众承认它既是优秀的革命现代戏,同时又是一出崭新的京剧……”。这是为什么?其原因在于正确处理内容与形式的矛盾。文章认为:“《红灯记》的实践证明: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从革命化的要求出发,批判地继承传统,大胆地改革传统,借鉴传统的表现手段进行创造,是能够使京剧更好地反映现代生活的”。

音乐唱腔有新的生命力

袁雪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赞扬《红灯记》的音乐唱腔有新的生命力。她说:“音乐唱腔是戏曲中刻划人物的主要艺术手段之一。唱腔的是否妥贴,就直接关系到人物的内心感情、思想性格体现得是否正确、完美。在《红灯记》中,这个问题解决得也很好。虽然唱的二黄还是二黄,西皮还是西皮,但它是根据人物思想感情设计出来的,有很大的创造。使人听起来,既是京剧,又有革新。例如第五场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唱的几段二黄,不光是叙述性的,而着重在激励铁梅,要她做一个铁打的金刚。这里昂扬而激荡的唱腔,把李奶奶坚定的革命意志深刻地体现了出来,强烈地打动了观众的心灵。又如李玉和在‘赴宴斗鸠山’和‘刑场斗争’时几段唱,更加淋漓奔放,大快人心!《红灯记》中的白,不仅发挥了京剧的传统技巧,更重要的是能从主题和人物需要出发,给予新的创造。如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那大段说白,照过去一般方法是用韵白处理的,而现在处理成有韵白,也用京白,音乐性很强,节奏变化很大,气势很壮。”

袁雪芬在文中又说:“反面人物——鸠山的白和唱,也是从主题需要和思想内容出发。袁世海同志不用原来花脸宏亮、威武的唱腔和念白来炫耀这个反面人物,而是让他的唱、白有所控制,既不让他有更多的渲染,又能揭示出他色厉内荏的凶残实质。”她认为《红灯记》不论唱、念也好,或者气氛、音乐、锣鼓点子也好,都有京剧特色,而又有很大的革新创造,使京剧的音乐唱腔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此外,有人还认为《红灯记》的演员突破了行当的分工,有时又在某一行当唱腔的基础上,再融入其它行当的唱腔。例如李奶奶的唱,有的地方就在老旦基础上融入花脸的唱腔;铁梅的唱,有的地方就在旦角基础上融入了小生的唱腔,这种从人物性格与思想感情的需要出发的大胆尝试,是十分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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