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辩证关系——学习革命样板戏札记

王为 (1975.12.29)

哪个阶级的理想人物占领舞台,这是关系着谁专谁的政的大问题。革命样板戏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运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光彩夺目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了舞台,实现了无产阶级在文艺领域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所以一切反对文艺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总是极力贬低、否定革命样板戏,否定革命样板戏创作经验的普遍意义。这是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在文艺领域的反映。革命样板戏是文艺革命的丰硕成果,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对文艺创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怎样才能塑造出高大丰满、个性鲜明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革命样板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有一条就是:要突出英雄形象的特定性格,必须充分地准确地揭示英雄人物战斗生活的特定环境。

文艺作品中塑造的英雄形象,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出来的。现实中的英雄人物总是生活战斗在一定的具体的环境之中,任何人都不能离开具体环境而存在。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同的自然条件,不同的斗争对象,不同的力量对比以及不同的战斗目的,决定着不同的战斗方式。列宁教导我们:“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英雄人物的性格特征,不仅取决于他“做什么”,而且取决于“怎么做”。任何一个英雄人物的战斗方式都不是作者随意决定的,而是受客观环境制约的。因此,能否揭示出特定人物战斗的特定环境,能否写出环境和人物的典型性,便成为能否塑造好英雄人物的一个关键。革命样板戏正是从唯物论的认识论出发,除了对剧中的时代背景作高度的典型概括以外,总是精心地描绘英雄人物生活战斗的具体环境,揭示出环境的特殊性,从而达到突出特定性格的目的。

《平原作战》就是一个范例。首先从矛盾冲突的双方,从阶级关系、敌我力量的对比上看,赵勇刚作战的对象是一个鬼子的大队,加上不少的伪军和特务。龟田又是一个凶狠残暴、奸诈狡猾的家伙。龟田的特务队长就是当年杀害赵勇刚他爹的汉奸、地头蛇孙守财。而赵永刚率领的只是一支小小的游击队,敌众我寡。赵勇刚作战的地点是敌后,是平原。这敌后又不是一般的敌后,而是敌后的敌后,也就是敌人严守固防的县城一带,是敌人进山增援的基地和通往山区的咽喉要道,岗楼林立,封锁严密;这平原也不是一般的平原,而是靠近铁路的平原,既没有高山峻岭作屏障,又没有湖泊港汊可以利用。赵勇刚要在这样的环境里拴住龟田,不让敌人进山增援,确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由于有千百万抗日群众——这个铜墙铁壁作后盾,由于正义和真理在赵勇刚方面,这就注定了龟田必败、赵勇刚必胜的结局。这一特定环境的设计,为展示赵勇刚的特定性格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要在这样的平原上对付这样的敌人,就必须有一套特殊的打法。敌众我寡的形势,决定了赵勇刚不能和敌人两军对垒,强打硬拚,而只能是坚持高度机动、高度灵活的游击战。地道就是在这样艰苦斗争环境里给敌人逼出来的。赵勇刚根据毛主席的游击战的思想,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和客观许可的条件,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风波浪里把路开”。他发动群众挖地道,在青纱帐里打游击,发挥游击战的灵活性、进攻性和奇袭性的特点,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以我之长,攻敌之短,化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牢牢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显示了赵勇刚驾驭战争的革命军事才能和大智大勇的英雄本色。大智大勇——这个无产阶级英雄共有的素质,在赵勇刚这个游击队的指挥员身上,表现得很富有革命的传奇色彩。赵勇刚在同龟田的斗争中,总是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出奇制胜,革命群众称他们“神八路”。赵勇刚之所以“神”,就神在他有党的指引,毛泽东思想的武装,革命群众的支持,“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他打你神兵天降难提防”。特别是赵勇刚“智取炮楼”、“袭扰县城”和“爆炸军火”三次化装奇袭,更加突出了赵勇刚的性格特征。这三次化装奇袭,决不是作者主观随意安排的,而是特定环境中英雄人物的必然行动。所以,虽奇特而合理。这三次斗争,由于战斗环境不同,战斗任务不同,战斗对象不同而呈现出丰富多姿、动人心魄的场面。同是无产阶级的“大智大勇”,表现在李玉和身上就表现为不同的个性特色。李玉和既是铁路扳道工人,又是地下共产党员,具体的战斗任务是转送“密电码”、保卫“密电码”,具体的战斗对象是老奸巨猾的日寇鸠山,他与李玉和又有“一面之交”的特殊经历。这一特定的环境决定了李玉和的特定斗争方式,显示出李玉和的智、勇特色。试想,如果没有日寇粥棚搜查的场景,也就没有李玉和饭盒藏“密”,然后安全转移的老练从容的行动。没有鸠山“刀斧丛中摆酒宴”的特定场景,也就无从表现李玉和的虚以周旋,探其虚实,“从容对敌”之智和“巍然如山”之勇。当鸠山得意地拉出了叛徒王连举这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时,形势变了,斗争的客观条件变了,李玉和也就拍案而起,奋臂怒斥了。由“虚以周旋”到怒目相斥,斗争形式虽然不同,却始终贯穿着一个“斗”字。无产阶级的大智大勇在李玉和身上具体表现为:坐牢时“不怕牢底来坐穿”,受刑时“不怕浑身筋骨断”,牺牲时“为革命粉身碎骨也心甘”,表现为宁死不屈的崇高的革命气节。如果离开这一特定环境的揭示,也就不可能塑造出李玉和这一特定性格。

特定环境与特定人物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环境对人物有制约的作用,人物对环境又有能动的作用。毛主席教导我们:“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毛主席又说:“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因此,文艺创作要准确地描写特定的环境,把所塑造的人物的活动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上面,人物才真实可信。同时还必须充分地表现英雄人物的主观能动作用。英雄人物的崇高的丰富的精神世界,也只有在为改造客观环境,建立理想的新世界而进行的英勇斗争中才能充分地展示出来。

革命样板戏总是千方百计地突出英雄人物的主观能动作用,满腔热情地歌颂英雄人物为改造客观世界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例如《杜鹃山》中的主要英雄人物柯湘,她受党的委托,从井冈山到杜鹃山来找雷队长,目的就是要把雷刚领导的这支农民自发武装改造为无产阶级的军队,把杜鹃山变成井冈山那样的革命根据地。这个任务是相当艰巨,条件是极其困难的。剧本正是把柯湘置于“惊涛骇浪”的矛盾冲突之中来展示其“中流砥柱”的英雄本色的。在敌人的刑场上,她畅谈革命斥贼党,将革命的火种播向这万里山乡。在错误的潮流面前她不怕“孤立”,不顾雷刚的误解和一时尚未觉悟的农军战士的反对,坚持党的路线,破掉了农军的“老章程”,使这支经过三次挫折,几乎解体的农民自发武装获得了新生。柯湘有胆有识,既看穿了毒蛇胆的诡计,又识破了温其久的假面。在那胜败存亡的关头,她从容镇定,依靠群众依靠党,深入虎穴救亲人,力挽狂澜挫匪军,充分展现了柯湘的崇高的精神世界的各个侧面,使这一英雄典型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突出英雄人物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不是不顾客观条件,让英雄人物为其所不可为之事。不然的话,英雄人物的行动就失去了客观根据,就不真实,也就没有说服力。譬如《平原作战》,如果硬让赵勇刚不等大部队到来、不要民兵的配合,就凭这支小游击队去歼灭龟田的大队人马,效果就会适得其反,不仅不能提高英雄人物,反而会降低、歪曲赵勇刚的英雄形象,因为这样做是违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的,是与客观生活实际不相符合的。艺术辩证法与生活辩证法是统一的,特定环境对人物的制约作用与人物对环境的能动作用是辩证统一的。所以,只有在准确地描绘人物的战斗环境,充分地表现出人物的主观能动作用,才能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来。

当前,文艺战线的形势一派大好,在革命样板戏的带动下,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蓬勃发展,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文艺作品,让我们进一步学习革命样板戏的丰富经验,为创作出更多的好作品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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